徐志摩:一个精心打造的天才

时间:2010-01-26 点击:1136 发布:肖蓉

当今之世,说某人是个天才,未见得全是夸赞,然而,对于徐志摩,却只能这么说,否则你解释不了,一个原来没有想到写诗的人,会在短短十年间,成为

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诗人;更无法解释,好些名人因多角婚恋而身败名裂,至少也是声名受损,独有徐志摩却是,每经过一次婚恋,增加人生的一重光彩。张幼仪,林徽因,陆小曼,一个女人显示着他的一个优异的侧面。纵然是他遗弃了的女人,到老也还是深深地爱着他。他的第一任夫人张幼仪,晚年就说过:“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,说不定我最爱他。”

一个著名的诗人,一个优秀的男人,这样理解徐志摩,还远远不够,深入研究,你会发现,他的形象,比我们原来的了解,要伟岸的多,也光辉的多。几乎可以说,毕其一生,他的志向和努力,都在改良中国的社会,尽快地走向民主;提高国民的素质,尽快地自尊自强。这一心志,在他最后一本诗集《猛虎集》的序里,说的很是透彻:“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,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。”——汉密尔顿,美国华盛顿时代的政治家,对美国的建国方略起过不可估量的作用。

然而,这样一个天才人物,却不是天然生成的,而是他的父亲,一位精明的中国商人精心打造成的。

徐申如,他的父亲,清末民初时期,浙江海宁县硖石镇的首富,也是该镇商会的会长。徐先生一生最大的贡献,该是联合本县乡绅,将拟定要经过桐乡县的沪杭铁路,拐了一个不小的弯儿,经过他的家乡硖石镇,为家乡人民谋了多少辈子的福祉(海宁县城后来迁到硖石镇),同时也让他自己由一镇的首富成为一县的首富。有人去浙江旅行,留心一下该会发现,这个弯儿,现在还在那儿硬硬地拐着。

改善投资环境,才能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,精明的徐申如先生,将这一经商方略用于独生儿子的培养,不期然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

上最好的学校,不用说了。正常的念书之外,还给他聘请最好的老师。这话说起来容易,做到怕就不那么容易了。且看徐先生为儿子聘请的是什么样的课外老师。小学毕业,为了让儿子的毛笔字有所长进,父亲领着儿子到上海,投师于名声最响的书法家郑孝胥名下,其时郑孝胥还没有去东北当他的伪满州国总理,还在上海作寓公鬻字为生。此事在《郑孝胥日记》中有记载。上大学上了北京大学,仍不满足,为了儿子将来能跻身上流社会,又以一千大洋的贽礼,让儿子拜在梁启超门下,成为声名显赫的梁任公的入室弟子。

无论在国内,还是在国外,进的都是第一流的大学。北京大学上预科而不上本科,是因为预科乃清末编译馆的底子,更注重外语的运用。包括学法律而不学什么国学,都是为了尽快地放洋。果然预科毕业一年后,便赴美留学。初到美国,入克拉克大学历史学系,继而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,获硕士学位。旋即渡海赴英,在伦敦大学混了半年,进入剑桥大学王家学院,研习政治经济学。课余时间,还参加英国工党的选举活动。

在英国两年,上的是一流大学,结交的也都是一流的人物。罗素,哈代,曼斯菲尔德,狄更生。正是这位狄更生先生,将他介绍进剑桥大学王家学院。且看他送给狄先生的礼品是什么,一套雕版印制的《唐诗别裁集》,扉页上写着这样的话:“书虽凋蠹,实我家藏,客居无以为赆,幸先生莞尔纳此,荣宠深矣。”

长袖善舞,多财善贾,加上天生的聪明伶俐,也就难怪,不长的时间,这个中国年轻的留学生,便成为剑桥大学的名人。连王家学院的门房先生,多年后,都还记得那个和气而又阔绰的徐先生。再后来,上世纪八十年代,有位去英国留学的大陆学者,写过一篇文章,说一个世纪以来,成年后去欧美留学的中国人,很难融入欧美社会。当他对徐志摩的情况做过一番研究后,不得不修订自己的看法,说,就他所知,徐志摩是唯一的例外。

按徐志摩的心性,依徐申如的期望,徐志摩本来还可以在英国和欧陆混下去,弄个博士不是难事。然而,当林徽因的倩影在眼前一晃,又倏忽而逝的时候,这位富裕的浪荡子,在多雾的英伦再也待不下去了。于是便收拾行装,匆匆回国。他的这一轻率的行动,后来曾被他的一位学哲学的朋友嘲笑,此人叫金岳霖,晚年人都糊涂了,还记得徐志摩离开伦敦时唱了两句戏词,前一句他忘了,后一句是:“销魂今日进燕京!”实际上前一句是很好配的,“快马加鞭往前行,销魂今日进燕京”,如何?

林徽因不过是个诱饵,实则国内,有伟大的事业在等着这个不世出的天才。

出国前已拜在梁启超门下,一九二二年十月,徐志摩回到上海,双脚一离开轮船的甲板,即踏入中国上流社会的厅堂。到了北京,就住在梁启超当馆长的松坡图书馆里。松坡者,再造共和之名将蔡锷也。

历史老人,像是预先安排好了似的,五四运动刚刚过去,此后几年间,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将要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。

这样一个非常时期,也就需要一个非常人物来呼风唤雨,叱咤风云。

徐申如先生的长期投资,又来了一个丰厚的回报。如果说沪杭铁路拐的那个弯儿,只是造福桑梓,对邻县却有损害的话,那么这一次的回报,造福的乃是中化民族世世代代的子孙。

二十世纪二十年代,注定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风云骤变的时期。一件一件的史实不必缕述,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,怕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。

社团与流派,历来是推动文化运动的急先锋,古今中外,概莫有外。为了推进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长足发展,在徐志摩回国前,已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,一个是一九二一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,一个是同年七月在东京成立,很快就移师上海的创造社。这两个文学社团,可说都是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。成立之初,都起过相当的作用,文学研究会的广结人缘,创造社的骁勇善战,都是不可抹杀的功绩。然而,毕竟有着它们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,文学研究会以国产作家学者为主,敦厚有余而魄力不足,难当领导新文化运动的大任。创造社清一色的留日学生,人人英雄,个个好汉,只是气量狭窄,格局太小,难孚众望。真正赓续五四精神,影响广披,建树卓著的,还要数一九二三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这个新月社。而新月社的成立,起初只能说如同儿戏。

一九二四年四月泰戈尔来华访问,先到上海,再到北京。知道泰戈尔到了北京,定然要来松坡图书馆访谈,其时居住在馆内的徐志摩,为了讨老诗人喜欢,便在他住所的门外,挂了一个小小的木牌,用毛笔写了三个不会很大的墨字:“新月社”。想来该是个正午,人们都休息的时分,二十七岁的年轻人,悄悄地挂上这个小木牌后,定然还羞怯地四下看看。

然而,就是这一挂,一个以留学英美为知识背景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团体,就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诞生了。真正显示它的群体威力,还要等到一九二七年,多数成员啸聚上海,成立新月书店,创办《新月》月刊之后。初成立的这三四年间,它的主要功能是联络同道,蓄积力量。这期间,最具风采,最见业绩的,是徐志摩个人的南征北战,东拼西杀。算学事件,圈点事件,观剧事件,音乐事件,一个接一个的论战,不管赢了还是输了,得到的都是名声。确也是把好手,且有梁启超的情面,徐志摩很快便执掌了《晨报副刊》的编辑权。几个回合下来,便将这个“研究系”的报纸副刊,办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坚固阵地。在有限的版面上,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论争,最有名的该是“仇友赤白”、“闲话事件”两次大论战。在对世界趋势与中国国情的认识上,连胡适都逊他一筹。

一九二七年七月,胡适离开北京,取道莫斯科参加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会议,途中给一位朋友写了几封信,谈他对莫斯科的印象,对苏联教育的成就大加赞扬。这位朋友将胡适的信转给徐志摩,徐将两人的信件同时发表,且加了长长的按语,对胡适的看法提出质疑与批驳。在徐志摩看来,胡适太天真了也太糊涂了,“这是可惊的美国式的乐观态度……这不是等于说由俄国式的共产主义过渡到英国的工党,或是由列宁过渡到麦克唐诺尔德吗?”胡适所以会犯这样低级的判断错误,徐志摩的分析是,一是他过分注重实干精神,而不分是什么样的实干,再就是他这几年没有出过国,“自从留学归来已做了将近十年的中国人”。

和胡适相比,徐志摩毕竟是哥伦比亚政治学的硕士,且前一年趁赴欧之便,刚去苏联做过考察。而胡适,不光多年没有出过国,也没有经过政治学方面的专业训练。

一九二七年春天,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,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,这一时段,功绩卓著的文学团体,非上海的“新月派”莫属。当年在北京的新月社人马,几乎齐集上海,相继办起新月书店和《新月》月刊。尤其是《新月》月刊,其贡献不限于文学作品的发表,还引发了一系社会问题的讨论,比如以胡适为主,发起的关于“人权与约法”的论争。文学与政治的契合,终于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具影响力的“新月派”。

这一时期的新月派,与前些年徐志摩在北京成立的新月社的关系,梁实秋有不同的看法。梁先生认为,上海时期的新月派,与北京时期的新月社没有任何关系。想来这是因为,梁实秋回国迟,基本上没有参与北京时期的活动,而在上海时期,他却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,曾一度出任《新月》的主编。不承认前后“新月”的关联,并不等于否认徐志摩的功绩。

这个刻薄的批评家,晚年回忆起年轻时的朋友,不无深情地说,“新月书店的成立,当然是志摩奔走最力”。又说,“胡(适)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,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灵魂”。

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,应者云从,而灵魂即是生命,有他在,不管人多人少,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,落下升起,运转自如,没了他,这轮新月只会落下,不复升起。事实上也确是如此,一九三一年十一月,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后,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《新月》月刊,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,终是气数已尽,不久便寿终正寝。仅此一点,也足以证明徐志摩与新月派的关系。可以说,有了徐志摩,才有了新月派。

尤可骇怪的是,谁都说徐志摩是位杰出的诗人,梁实秋,不独梁实秋,还有叶公超、温源宁、杨振声,几乎他同时期的所有朋友,却都说他在散文方面的成就超过了诗歌。不要忘了,现代文学诸名家中,梁实秋留美多年,专门研修文学批评,在这方面,他有足够的自负。“只要一读志摩的文章,就不知不觉的非站在他的朋友的地位上不可。”这是多高的评价!

一个年轻人,回国不到十年的时间,接连几起婚恋风波,已经闹得沸沸扬扬,却还能闹中取静,静中发力,跃马挥枪,几个回合下来,把自己打造成一个顶级的诗人,又是几个回合,便组建起一个功绩卓著的文学社团,开书店,办刊物,形成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。这样的人,不是上苍着意怜爱的天才,又是什么?

天才云云,不过是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。公允地说,徐志摩是二十世纪之初,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,交合鼓荡下产生的一个宁馨儿。最终受惠的,还是他苦难的家邦。

评论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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